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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凡 | “一”与“多”:中西艺术形式创造差异的哲学基础

   发布时间:2017-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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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艺术研究》杂志2016年第6期“艺理学”栏目刊出  2016年12月28日出刊

 

“一”与“多”是中西艺术形式创造差异的哲学基础,即古代中国人的艺术形式创造基础是从“一”生“多”——“以一求多”,古代西方人的艺术形式创造基础是以“多”归“一”——“以多求一”。 在美学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中国艺术形式创造的“以一求多”,是审美上的以“同”得“异”;西方艺术形式创造的“以多求一”,却是审美上的以“异”得“同”。这种对艺术形式创造的特殊处理和独具风格的审美特性及哲学基础,构成了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之间根本的差异内质。而中西方艺术在形式创造上的这种规律特性,是历史的文化演进所规定的,也与各自的历史审美要求和艺术欣赏习惯相契合。

 

对“一”与“多”问题的探讨,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对人类认识世界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从认识事物的实践和经验中,提炼出共性与普遍性的“一”,然后再对事物进行个性与特殊性的“多”的把握,并进而进行形而下的实践,这是古代中国人认识事物的方法论基础;相反,古代西方人一般是从认识事物的实践和经验中,提炼出个性与特殊性的“多”,然后再对事物进行共性与普遍性的“一”的把握,并进而进行形而上的抽象,这是古代西方人的认识事物的方法论基础。

 

惟其如此,中国艺术的创作原则是“写意性”的,西方艺术的创作原则是“写实性”的。中国艺术的“写意性”原则,要求的是从“类”——“一”上的相似基础上的“个别”的“形似”,即“同”中得“异”的“似”——“神似”;西方艺术的创作原则刚好相反,是“写实性”的,要求的是从“个别”——“多”上的“形似”基础上的“一”的相似,即“异”中求“同”的“似”——“真似”。换句话说,中国艺术的“神似”,不要求艺术上的一一对应的“似”,而是整体上和原则上——类的“相似性”,追求的是“意象”上的真实——“似”;西方艺术的“真似”,却是要求艺术上个别与单个一一对应的“似”,而不是整体上和原则上——类的“相似性”,追求的是“形象”上的真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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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蓝凡教授

 

蓝凡,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生导师,上海大学艺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艺术学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艺术史论。 主要著作有:《高则诚与琵琶记》《中西戏剧比较论》《上海民间舞蹈》《芭蕾》《电视艺术通论》《电视艺术教程》《电影艺术论——对电影的总体思考》《艺术历史空间的哲学思考》《人本哲学导论》等。主要论文有:《艺术法规的哲学与逻辑》《“影戏”哲学:中国电影史的民族性逻辑》《光影的味道:“新电影运动”以后的台湾电影美学》《秧歌、花鼓、采茶与滩簧考辨》《MTV/MV新论》《邵氏黄梅调电影艺术论——兼论戏曲电影的类型基础》《论艺术创意的四个细节》《艺术的批评与批评的艺术》等。参加和主持的科研项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剧种大辞典》、《中国京剧史》(上卷主编)、《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上海卷副主编)、《中华舞蹈志》总编等。曾获全国艺术科学成果一等奖1项、国家图书奖一等奖1项、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项,多次获市社科和出版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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