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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琛 | 文化国际传播理论的批判性研究

   发布时间:2017-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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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艺术研究》杂志2017年第2期“文化发展与创新”栏目刊出  2017年4月28日出刊


历史经验一再表明,文化的国际传播关乎一国的文化安全与发展空间,涉及国家核心利益,为各国政府高度关注。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迫切需要提升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更为全面而深入地认识文化国际传播的历史进程和变化规律,才能更为准确地分析发展大势,提出有效策略。本研究以文化改变效果为切入点,归纳和分析相关理论。在研究中,以代表性理论和历史性事件等两个标准,将已有理论的发展历程划分成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为文化国际传播理论发展的初始阶段(1917一1947年),这个阶段的议题主要是研究文化国际传播在战争、冲突以及紧张局势等特殊情况下可发挥的作用。其代表性理论成果是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研究成果。这项研究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为起点,并贯穿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期间,被视为“最早,也是最全面的国际传播研究”。不同于其他的十月革命研究,李普曼试图解释关于十月革命等引发强烈争议的历史事件的舆论是如何被塑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研究不仅填补了文化研究的一项空白,更重要的是揭示了通过文化的解读、建构或者解构,不仅特定的事件,乃至国家形象都是可以被塑造的。然而,也是从这一初始阶段开始,西方中心主义业已深植。李普曼虽然指出西方对十月革命的报道有失偏颇,但是批评的目的在于探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力量如何才能在宣传战中更好地与苏联对抗。

第二个阶段为文化国际传播理论的建构阶段(1947―1991年),这个阶段是冷战时期,所谓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极大地激发了文化的国际传播与竞争。根据肖恩·帕里·吉尔斯的观点,以美国为代表,冷战时代文化宣传的历史可被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纯真期(1947―1950年)。在该阶段,美国认为美国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会自然而然地超越和战胜共产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歇斯底里期(1950―1953年)。在这个时期里,美国竭尽全力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塑造成邪恶、残暴,并且威胁世界和平与自由的破坏力量。第三个阶段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进入心理战略期。其时,艾森豪威尔总统成立了整合国际传播资源的协调行动委员会;杜鲁门总统提出了第四点计划,也称“以黄油代替枪炮”,重点面向第三世界国家,以经济援助等手段,输入美国文化价值观和治理模式。在心理战略期,文化的国际传播开始被纳入西方国家的整体外交策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极大地推进了相关理论的建设,涌现出一系列学术流派。在此,本研究将这一时期的文化国际传播理论归纳为发展传播学研究、新帝国主义研究和批评性研究等三大类。发展传播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教授勒纳,他提出了现代化理论,认为借助国际传播,西方的政治与经济模式会传递给第三世界,并带来文化改变,最终由量变引发质变,与西方模式不同的传统社会就会消失。新帝国主义学派具有代表性的是社会学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知沟理论研究以及发展经济学研究等。其中,加尔通的结构帝国主义理论和阿尔都赛、葛兰西等人提出的霸权主义理论都为其典型案例。这些理论的共性特征是均着眼于文化国际传播如何替代了血雨腥风式的传统殖民方式的研究。批评研究学派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其核心议题是文化国际传播对公民的影响。以阿多诺、霍克斯海姆和赫伯特·马科斯等为代表的文化工业理论发现,由于资本的介入,文化逐渐变成流水线产品,最终金钱的力量会泯灭文化的独立性和差异性。德国社会学家尤金·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研究分析了资本主义对文化空间的压缩,指出受到资本的操控,文化的公共领域日益萎缩,他还担忧资本迫使文化国际传播再封建化会消融世界文明的多样化。

综上所述,冷战时代外交的特点促生了外交战略的创新,因此推动文化国际传播理论获得长足发展,建立和丰富了文化国际传播的方法论体系。就存在的局限性而言,其最突出的是西方的研究过于强调如何赢得文化竞争胜利,忽视甚至否定了各文化间的相互学习和共同发展。

第三个时期为文化国际传播理论的融通阶段(1991年—现在)1991年,冷战时代结束,全球化成为世界大势。以此为背景,文化国际传播理论进入跨界融合的发展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引发关注。该学派聚焦媒介融合、跨国传媒集团以及国际组织(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电信联盟等)等对国际传播生态的影响。例如:美国掌控的全球电子经济对文化多样化的冲击等。就与其他学科理论的耦合而言,软实力研究和国家形象研究是两个突出例子。

20世纪90年代,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概念。在他看来,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中可能会得到预期成果,这是因为其他国家欣赏它的价值观、效仿它的案例,希望能够达到它的开放与繁荣程度——并愿意追随它”。可见,当一个国家具备足够的文化软实力时,会夯实民意基础。就软实力的构成而言,约瑟夫·奈提出了三要素,即:“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软实力理论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然而,部分西方的软实力研究仍然秉持零和式哲学观。在研究思路上,其更愿意强调各国、各地区在文化上的差异,甚至将其片面夸大。在研究立场上,其将西方文化上升至普世的高度。在解决方案上,其有时会比较激进,对其他文化不能给予足够尊重,对共建、共赢等理念持质疑态度。

2007年,英国政策顾问西蒙·安赫特提出了国家形象模型,其对文化国际传播研究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推动了国家形象和文化形象等领域的研究。然而,安赫特也是从竞争的角度研究国家形象的,认为“当前,世界已变成单一市场。快速推进的全球化意味着每个国家、每个城市和每个地区必须通过竞争才能赢得国际媒体、其他政府和其他国家民众的关注和尊重。”因此,这类形象研究提出的评估模型通常不包括贡献、联动、合作等指标,提出的建议也较少涉及如何以求同存异、共同发展来提升文化形象等重要议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里,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渐具备了文化国际传播的条件,积极推进文化对话与交流。作为文化国际传播的后发力量,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贡献在于探索零和以外的关系模式,并且取得了引发全球瞩目的成果。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和平发展、文明互鉴等思想的体现。这些新思路能够弥补发端于西方的文化国际传播理论的一些不足,为世界各国开创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提供启发和进行引领。

虽然存在一些局限性,但文化国际传播理论以丰富的成果帮助人们更为深入地认识了文化的传播规律、作用,特别是它的复杂性。面对新的时代环境,文化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需要明确新的中心任务,重点是回答人类发展需要什么意义上的文化传播。如果能够就这一根本问题凝聚共识,那么文化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实现历史性的新突破是可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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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刘琛教授(图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刘琛,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北京外国语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国际经济专业博士后,加拿大第一民族委员会中国研究代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客座研究员,澳大利亚Latrobe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客座研究员,中国加拿大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国际公关协会常务理事,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常务理事,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务院新闻办高级顾问。入选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2017年度Edward S. Mason Program文化政策研究项目。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理论类别)、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

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智库中的中国文化形象研究”首席专家,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务院新闻办、国务院侨办、北京市政府重大决策咨询项目等十余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成果为我国政府有关部门采纳,获得好评。撰写的报告服务李克强总理2016年9月正式访问加拿大。出版中英文专著 3 部,主编丛书 1 套,论文 60 余篇,荣获多个国内外奖,成果被《求是》(英文)、美国《侨报》、印度《印度斯坦时报》、韩国《韩国每日经济日报》等媒体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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