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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 | 古典舞的民族化协商

   发布时间:2017-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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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艺术研究》杂志2017年第4期“舞蹈学”栏目刊出  2017年08月28日出刊


作为民族国家身体文化与审美的标识,无论是单一民族还是多民族,都会在古典舞的建构中进行民族化的定位,或者在“场所的民族志”(placeethnugrapy)的空间中分离出主流文化的古典形态和民间形态,或者在“线索的民族志”(cluesethnography)的时间中分离出古代形态与现代形态。前者是用聚焦法(focus method)进行场的坐标点的静态研究,后者是用线索追溯法(cluesseeking method)进行的动态研究,两者最终在风格的符号化过程中定型。在“远亲不如近邻”的东方,多民族构成的印度古典舞如此,一元民族构成的韩国古典舞亦如此。这样,中国古典舞也不能例外,比如在静态与动态的符号化过程中对少数民族古典舞的确认。

“协商”是人类学的用语,具体讲是法人类学的用语,用以解决人类间的各种纠纷,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商量”或“谈判”中的协商艺术。进入到艺术人类学中,“协商”就要面对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艺术纠纷——从知识产权到话语权,通过“协商艺术”手段达到“艺术协商”结果。民族艺术的构成,需要这种艺术协商的结果,使一元化的抽象的政治“想象共同体”在民族文化上化为多元的具象的艺术“想象共同体”,并反过来使前者完善。在多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中,艺术协商有利于民族艺术——包括古典舞艺术的发展,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虽然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时间相近,但比之印度古典舞和韩国古典舞,中国古典舞的民族化过程更为坎坷:这不仅关系到摆脱外部芭蕾舞的影响,还关系到内部的民族构成的同等重要问题。比之韩国古典舞的单一民族舞蹈构成,中国古典舞是由多民族舞蹈构成的;比之印度古典舞的多民族舞蹈构成,中国古典舞不仅存在着“汉族主体论”的障碍,而且还存在着多民族的多种信仰。当历史深厚的不同信仰的不同民族的舞蹈组成一个超大民族国家的古典舞实体时,它们即成为一个复杂的联合体,需要更宽容的“协商的艺术”情怀与方法。

在中国古典舞民族构成的艺术协商中,我们应该努力避免非历史主义和主观主义,至少应该在蒙古贵族的《顶碗舞》(包括《盅子舞》《盅碗舞》)、藏族宫廷的《噶尔》、维吾尔族叶尔羌国的《十二木卡姆》等舞蹈上确认它们的古典形态。我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典舞的民族化艺术协商,是为了在民族复兴的时代背景下,让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的古典舞“有机会参与决策制定的程序与讨论”,因为他们的类似舞蹈已然呈现出精致的古典形态(像新疆艺术学院重建复现的《十二木卡姆》);此外,我们还要防止中国古典舞“汉族”内部的排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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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北京舞蹈学院刘建教授(图片为本人提供)


刘建,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学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历任北京舞蹈学院教务处处长、研究生处处长、科研处处长、舞蹈教育研究所所长。从事舞蹈理论教学与研究,研究方向为宗教与舞蹈、舞蹈身体语言学。另有导师工作坊“汉画舞蹈实验演出”。专著有:《宗教与舞蹈》(2000年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无声的言说——舞蹈身体语言解读》(2002年获“北京市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舞蹈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拼贴的“舞蹈概论”》;合著有:《舞与神的身体对话》(2010年获“北京市第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汉画像舞蹈图像的表达》、《舞蹈调度的形式陈说》、《舞蹈身体语言学》(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身份、模态与话语——当代中国民间舞思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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