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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磊磊 |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表述的民族性呈现

   发布时间:2018-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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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艺术研究》杂志2017年第6期“影视学”栏目刊出  2017年12月28日出刊


民族问题不仅是一个关系到我们自己文化身份的归属以及文化立场确立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涉及国家历史传统、文化安全、社会心理、艺术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电影领域内,民族问题其实一直是我们关注的艺术创作的重要问题。除了在艺术创作领域增强相互的借鉴与合作之外,我们与世界各国在民族精神上有没有相互近似的共同性?特别是我们与邻近的亚洲国家有没有民族文化上的通约性?即便我们不可能通过艺术与学术交流去进行不同民族精神的完全整合,我们还是希望实现一种能够通过相互的交流进行相互认识、通过相互认识进行相互理解、通过相互理解进行相互合作的理想愿景。这才是我现在进行民族与电影相关问题学术研究的现实基点。


本文所指的民族是一个从对原初氏族、部落客观存在的所指,逐渐演变、延伸到艺术、信仰的精神所指的文化命题,它含有从现实的世界向想象的世界不断纵向移动的思想理念。民族的意旨经过不同历史时代的演变,最终汇入到国家、社会和政治文化的谱系中。如今,电影中的民族、民族性以及民族主义已经引申、应强调、应力倡三种意义相互关联的递进式的集合概念内涵:民族已经引申出从现实的共同体到想象的共同体演变的意涵;民族性应强调其子民因由其民族性格而转化为民族英雄后所彰显出的民族个性;民族主义应力倡从对民族的热爱到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一、民族与电影:从现实的共同体到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一词(nation)最早可以追溯到欧洲罗马时代,它的词义“natio”是由拉丁文“出生”(nasci)的过去分词“natus”转化而来的。意指种族、血统、出生物等。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演变,民族的涵义由最初专指氏族、部落,逐步发展成为特指在一定地域内基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进而又特指那些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历史的文化共同体。美国文化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当代文化学研究领域,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并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因此,展望当代世界影坛,基于国家对民族情感的普遍认同,许多国家的电影越来越表现出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回归、对于民族发展历史的守望,以及对民族精神的崇仰,相继出现了一种回归传统文化的电影文化潮流。这些文化精神的归属问题在各种艺术的表现形态中反映得更为明显。不同的只是,有时是在显在的艺术题材的层面上呈现出来,有时则是以潜在的方式以艺术的叙事主题和叙事语境呈现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将那些非民族题材的电影排斥在民族问题的讨论框架之外,甚至,在那些非民族题材的电影中,所涉及的民族问题比那种民族题材的作品具有更深刻的民族性以及民族主义的表达——就像获得了中国电影史上票房冠军的《战狼2》(2017),在这部影片中所植入的民族主义情感,可以说是推动中国电影观众最为直接的观赏驱动力。可是,如果仅仅从电影艺术的表现题材而论,它可能根本就不会进入电影民族问题研究的视野。韩国电影中的理想人物形象是一种体现国家意志、家庭伦理与个人情感的三位一体的英雄形象。这种国家、家庭、个人三位一体的银幕角色,使观众在电影的观影过程中完成的是对于国家形象的认同、对群体价值的确认与对自我理想实现的想象性满足。


二、民族性与电影叙事:从民族性格的塑造到民族英雄的镌刻


Ethnic是从希腊文Ethnikos经过拉丁语转化而来的,是Ethnos的形容词形式。Ethnic最初用于英语时表示的含义是“非基督徒或犹太人、无宗教信仰的人、异教徒。”我们通常认为,构成民族性(ethnicity)的基础是文化认同,决定民族性认知的前提是国家认同。虽然我们不能说在艺术中对民族性的背离就是对国家的逆反,但是,我们却可以说,在艺术中对民族性的坚持,就是对国家文化尊严的守望。在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用鲜血与烈火铸成的民族英雄,以及在真实的历史英雄审美的基础上生成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美学传统,是各国人民极为宝贵的精神遗产。为捍卫国家的主权而战与为捍卫民族的尊严而战,为祖国的生死存亡而战与为民族的荣辱沉浮而战,不过是在同一种价值体系下的两种不尽相同的表达方式而已。


这种价值体系并不是作为一种外在的思想因素进入到电影的叙述文本之中,而是作为一种推进故事情节不断延续、变化的叙述主体支撑着整个电影的叙事框架的。在我们的电影银幕上不断地展映着、再现着那些伟大战争的历史画面,它们已经成为电影艺术史上一座座不朽的丰碑:苏联的《攻克柏林》(1949)、《解放》(1972)、《决战中的较量》(2001);中国的《血战台儿庄》(1986)、《太行山上》(2005)、《百团大战》(2015)........


中国战争电影中的英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来自于现实世界的真实人物,几乎都是舍生赴死的殉道者。他们与美国电影中的那些叱咤风云的神话英雄不尽相同,这种差异最直接地表现在中国战争电影中的英雄形象许多都是依循着一种生死轮回的双重逻辑来塑造的。这种双重逻辑使中国战争电影对于民族英雄的再现,进入到一种比一般的艺术想象更为深邃的心灵领域:在《冰山上的来客》中,按照真实性原则表现的战士们壮烈牺牲的叙事段落,它的补充段落是在银幕上带着胜利的微笑向观众一一走来的牺牲的战友;在《黄河绝恋》中,原本已经在黄河岸边为了营救美军飞行员与日本鬼子的激战中英勇牺牲的女卫生员安洁,却在抗战胜利后又以想象的方式再现在银幕上,美军飞行员与她一起携手并肩迎着喷薄的旭日走向远方······这种带着明显的民族想象的电影叙事,它的历史文化渊源不仅在银幕上,对这种民族文化的追溯,必将为我们打开认知中国电影的一扇更为悠远、更为深邃的历史之门。


关于民族性的影像表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部俄罗斯、美国、法国合拍的战争电影《决战中的较量》。与以往的战争影片不同的是,故事讲述的两个狙击手的搏击,所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两个国家、两种军队之间的对抗,而是一位是来自乌克兰猎狼人后代的苏联士兵,与一位来自巴伐利亚德国贵族的猎鹿者后裔的少校军官的冲突。这并不是在比较两个民族谁优谁劣,而是从地缘文化的角度,标明了一个外来民族的侵略者与一个本地民族的守护者之间的生死较量。狼与德国少校其实都是对苏军士兵瓦西里造成致命威胁的敌对因素,不同的只是这种威胁发生的地点一个是在瓦西里童年时代乌克兰的森林里,一个是在瓦西里成年时代的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所以,瓦西里与恶狼(少校)之间的交锋,为整部影片的冲突奠定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可摇撼道德冲突的基调:凶恶与善良的对立,狼与人的角逐即成为影片潜在的生死冲突。如果说,瓦西里的民族性格中积淀了什么样的文化基因的话,那么,生活在乌拉尔山林中时的善良只是构成他民族性格的基石。在这里,电影想要告诉观众的是,瓦西里不是一个天生的杀手(这点非常的重要)。瓦西里的英雄性格是在战场上历练、升华而形成的。他和少校之间的生死交锋,并不是要将这场正义与邪恶的冲突指向两个民族的认知,而是借助于延展的猎狼故事,在隐喻的层面上完成了瓦西里因其民族性格而升华为民族英雄的诗意表达。


三、民族主义与电影主题:从民族情感的倾诉到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不论是作为一个民族学的名词,还是作为一个人类学的命题,民族主义(nationalism)都不是一个在学术界拥有统一内涵的概念。这不仅是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语言表述系统不尽一致,既因语言的“异质性”使同一个概念在学术上难于形成统一的意义域,而且特别重要的是由于不同国家所走过的民族主义道路不尽相同,使人们难以从历史的意义上确认民族主义的是非功过。如果我们现在按照其在民族学范畴中的涵义来分析,民族主义即成为民族性的一种递进形式。在现代社会政治的语言体系中,民族主义者甚至将民族确定为拥有最高地位的群体,强调的是民族的特殊性和优越性。我们必须正视,民族在它的黑色延伸地带会衍生出基于民族优越性基础上的邪恶的民粹主义。就像如今在美国发生的建立在种族优越感之上的“白人至上”主义那样。我们不会忘记,希特勒曾经就是日耳曼民族优越性的疯狂鼓吹者,其所持的这种狂妄的民族主义曾经将整个欧洲推进了战争的深渊。还有当代的恐怖主义者,他们也是以极端民族主义者的狰狞面目在世界上肆意屠杀的。这些历史的事实警示我们,民族主义的边界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可能会与民粹主义相互接壤,延伸出危害人类的恶魔。然而,谁能够将民族主义限定在迈向民族国家的光明大道上呢?尤其是在民族的利益需要保护,民族的情感需要倾诉,民族的尊严需要捍卫的时代,民族主义似乎成为一种上帝提供给人类的“双刃剑”,它一面指向捍卫光明、民主、幸福的天堂,另一面则指向助长黑暗、邪恶、灾难的地狱。


毋庸置疑,在民族主义正向的延伸部分,必将会产生基于民族主义精神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在面对外族侵略与列强凌辱的历史关头,爱国主义的旗帜常常就是用民族主义者的鲜血浸染的,爱国主义的钢铁长城就是用民族主义的身躯铸就的。在中国电影的银幕上,对于这种逻辑的展现,曾经是我们中国电影艺术百年画卷中极为重要的篇章。不用说那些挥写中华民族的英雄将士与法西斯侵略者生死鏖战的影片,就是我们那些描写少数民族普通百姓现实生活的电影,也在表述他们对自己家园的热爱、对民族文化的敬守与对国家的忠诚,同样是可歌可泣的史诗。事实上,正如卡尔顿·海思说的,民族主义首先为我们开辟了一种历史进程,民族国家恰恰就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建立并且发展起来的;同时,民族主义还包括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理念、原则、信念,以及将民族发展进程中的历史经验与相关的文化理念与社会原则整合起来的国家行为准则;最终民族主义还指向了对民族情感的倾诉以及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正面的意义上尊重、接受民族主义的根本理由。我们在此强调的是那种在电影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以弘扬民族精神为主旨、以体现民族的利益为基点、以抒发民族的情感为特质的文化品质。影片《战狼2》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以爱国主义为圭臬的民族主义精神。特别是在我们的国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必须要对我们的国家与公民的切身利益给予保护——甚至不惜采取暴力方式。在其他方式不能改变现实境遇的情况下,只有采取“以武制武”的方式。正所谓“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我们关于电影与民族性的阐释,实际上只是想表明,在此类学术讨论中,仅仅为其贴上一个民族的标签是远远不够的。电影所寄予的关于民族历史的精神守望以及蕴含的关于国家与民族历史的当代想象,都有待于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和更加透彻的研究。特别是在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路径上,民族、民族性、民族主义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更是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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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贾磊磊(图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贾磊磊,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第十届国家督学。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飞天奖评委。国家艺术基金专家委员会评委,国家社会科学艺术学评委。俄罗斯欧亚广播影视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院电影电视系主任、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副院长。出版学术专著——《电影语言学导论》《什么是好电影》《电影学的方法与范式》《中国武侠电影史》《武舞神话——中国武侠电影纵横》《武之舞--中国武侠电影的形态与神魂》《中国电视批评》《影像的传播》《文化产业与文化软实力》。主编学术文集——《当代中国电影史》(1949-2000)主编之一、《中国电影伦理学2017》《中国功夫·动作电影研究2017》《中国电影批评年鉴》(2015、2016两卷)、《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时代抉择》《守望文化江山——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构筑文化江山》《数字化时代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现:中美文化论坛文集——第一届中美文化论坛文集》《跨文化双边对话——第二届中美文化论坛文集》《跨文化双边对话 文化的语境:地域·人类·历史——第三届中美文化论坛文集》《世界儒学大会学术论文集》(第1届——第7届共7集)。承担国家课题——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合办的“灿烂的中华文明”网站《中国电影艺术》主编。独立完成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文化部重点课题《中国武侠电影史》;共同主编、完成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国家一般课题《当代中国电影发展史》(1949-2000),2009年被列为国家教育部精品教材。目前担任全国艺术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中国艺术科学大系》《中国电影学》作者,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小组特别委托课题《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项目负责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研究”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决策咨询项目《国家文化安全研究》首席专家;国家科技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与策略》首席专家;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中国电影文化价值观的建构》首席专家。主要获得奖项——2008年获“创意中国·和谐世界”文化产业国际论坛“中国文化产业思想人物精英奖”,2010年获得第7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2012年《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艺术交流》获奥地利中国艺术节“首届中奥文化论坛:奥地利和中国:过去与未来”优秀报告人奖;2009年创作《中国武侠电影人物志》50集电视记录片获第12届欧亚影视论坛会特别奖荣誉奖,2015年获得第24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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